邓亚军披露国际援助故事为印度洋海啸尸体鉴定

来源：中鉴中正亲子鉴定中心日期：2017-01-06 点击： 23 属于：隐私鉴定

邓亚军：代表中国

导视：

半年前，发生在印度洋的大海啸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无名尸体，他们是谁，怎么样让他们魂归故里？

邓亚军：进行个体识别只有DNA鉴定是最准确可靠的。

在泰国，几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勇敢地承担了这项工作，半年后，他们的数据成为中泰友谊的特殊信物。

邓亚军：他们说不可思议，中国做得太好了。

《面对面》，王志专访中科院北京基因研究所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独家披露这场国际援助的背后故事。

精彩对白：

记者：那到泰国以后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邓亚军：我第一次认识到什么叫惨不忍睹。

记者：你们在做的时候会有心理反应吗？2p1

邓亚军：当时的感觉就是一次一次把反胃反上来的东西，反上来压下去，反上来压下去。1p10

记者：愿意承担泰国此次海啸中所有遇难者DNA鉴定，并且承担相应的费用，是你主动提出来的？1p12

邓亚军：会议主席这样，嘴巴就张着，全场都愣了，安静了30秒。

记者：怎么攻击的？

邓亚军：说杨焕明德实验室根本检测不出来DNA，现在样本都送到其它国家去了。

记者：你们自己的评价是什么？2p9

邓亚军：我们就是那种感觉，置之死地而后生。

人物背景：

邓亚军，1972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

在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取得学士、硕士学位，现博士在读，

1996年月至1999年在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刑警队法医，

现为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

2005年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解说：

2005年7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泰国总理他信共同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泰王国政府移交泰国海啸遇难者ＤＮＡ数据检测结果》，在中泰建交30周年之际，这份由中科院北京基因所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所做的检测结果成为了两国之间友谊的象征。这个项目的带头人就是33岁的邓亚军。

00：10：06：00

记者：一共对多少具尸体进行了检测？

邓亚军：我们现在是吗，我们已经做了1600个样本，也就是1600具尸体了。2p9

但是我想大家可以从媒体上看到，从我回来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在媒体上，就是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访问，当时很多媒体要来访问的时候都被我们拒绝了，就是拒绝，推掉了。

记者：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

2p10

邓亚军：我一定要低调，一定要等最后的结果出来。

记者：那泰方现在评价呢？

邓亚军：他们特别高兴，泰国总理特别高兴，然后在泰国那边，它的DVI的那个组织，就说简直不可思议，你们做得简直太好了。

记者：怎么叫不可思议呢？

00：07：56：00

邓亚军：就是他们没有想到。因为骨骼样本属于疑难样本，各个国家大概平均水平是50％左右，也就这也就是国际水平了，我们做到84.7％，他们觉得简直做得太棒了，让他们不可思议，跟其它实验室比，数据回去的最快，数量最多，质量最好。

2p9

记者：你们为什么这么高呢？

邓亚军：一个是我们的责任感，高度的责任感，再一个是技术水平，还有一个是管理体系，我们三方面整合起来，才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境界。

解说：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了百年不遇的巨大海啸，造成了沿岸各国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在数以万计的遇难者中，绝大多数遇难者的身份无法识别。而邓亚军所在的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提供所有类型DNA检测手段的机构之一，从媒体上了解到灾情之后，12月28日，邓亚军向上级主管部门递交了赶赴灾区进行救援的申请。

00：13：03：00

记者：你主动的想着写报告？

邓亚军：对。

记者：根据什么联系的，海啸怎么会一下想到写报告？

邓亚军：当时就是说没有那种亲身经历海啸发生了，有这么多的人员伤亡，就是不太了解海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长在内陆，北方没有这种感觉，当时就是想是不是需要DNA鉴定，就是说我们试着写份报道。

记者：以前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吗？打报告去国外执行某一项任务？

邓亚军：没有，这是第一次。

00：16：46：00

记者：从你自己的内心里来说，你为什么想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邓亚军：一个我觉得是，真的是一种国际援助在里面，因为海啸随之而来的报道太多了，就是人员伤亡太大，我们是希望能够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再一个就是做DNA鉴定的，就想在这里面也觉得对自己对这个团队挺自信的，就想做这个鉴定来证明一下自己，

00：17：33：00

记者：报告怎么写的，你还记得吗？

邓亚军：大概就是说我们是我们这个鉴定中心具有司法部授权的鉴定资质，而且我们有经过就是几个大项目锻炼的一个平台和人员，还有专业的检测设备，我们还是法医学重点实验室，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恳求院里面、有关局协调国家有关部门能够让我们尽快的赶赴灾区。

解说：

申请仅发出一天之后，也就是2004年的12月30日，邓亚军接到了外交部打来的电话，对他们提出的申请表示了支持，并希望他们尽快出发赶赴泰国。在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下，仅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邓亚军以及另外四个救援组成员就已经办齐了出国的各种手续，坐上了当晚8点飞往泰国的航班。

记者：那其他几个人都是自愿的吗？

邓亚军：自愿的，我就问能不能去泰国，他们说可以，没问题。

邓亚军：我们那个副所长，他那个人就是，他就实话实说，总是很直白，我记得当时他把我们叫到那边那个小的会议室，他说我跟你们交代一下，说这种灾难可能会有登格热，疟疾，这些都没关系，这些不会死人，就怕霍乱，你们要是得了霍乱那就算了，其它的你们还可以回国来治，然后我们那个所长，他出过国，他那天特意带来了四串佛珠。

00：25：23：00

邓亚军：他给我们其它四个人，因为他们其它四个人比我到的早，都挂在脖子上，他就跟我说，邓亚军，你能不能把它们给我带回来，我想他的意思肯定是平安地带回来，我当时还说，你放心吧，我肯定把它们平安地带回来。00：26：02：00

记者：真正确定要出发，到了首都机场之后，这种压力应该就来了？

邓亚军：我们走5个人，大概在机场送我们的人有二十多个。就是在机场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些所长啊，还有办公室主任一大堆，他们在那故意好像缓解我的压力似的，还在那说说笑笑什么的，我当时就笑不起来，我觉得压力特别特别大。

记者：你当时感受到什么压力呢？

邓亚军：第一个是我能不能就是说很好地完成这次任务，既然外交部把我们派出去了，那我们就是代表中国出去的，我能不能代表中国完成好这项任务，还有一个就是我能不能把他们几个人平安地带回来，那都是一种压力。00：20：10：00

隔断

解说：

救援组工作的地方在泰国南部灾情最为严重的攀牙，在攀牙的两座寺庙里，存放着数千具遇难者尸体，急需对他们进行身份识别。和中国的救援组一起工作的，还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救援专家，按照国际惯例，多国救援人员迅速组成了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识别协作组，简称DVI，此后的半个月，邓亚军等人一直在DVI组织中与国外同行并肩作战，对尸体进行前期身份识别工作。

记者：具体做什么？

邓亚军：前几天我们是这样子，我带着他们几个人，还有一个泰国人他负责记录，我们组成一个小组，我们就是先给每具尸体就是拴上那个标牌，就是编号，每具尸体有个编号。

记者：亲自动手？

邓亚军：亲自动手，当然是亲自动手了。然后量尸长，当时的感觉就是一次一次把反胃反上来的东西，反上来压下去，反上来压下去，特别痛苦。

00：40：09：00

记者：尸体身上有证件吗？

邓亚军：根本都没有，我们看到的尸体大部分是全裸的，偶尔有一些尸体穿着短裤，有的是穿着背心，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大部分尸体身上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偶尔会有耳环、项链、戒指或者手表，这些都不多。

记者：对于辨别来说，帮助就不大啊。

00：40：46：00

邓亚军：不是很大。比如说有耳环了，有戒指了，把这个抠下来，要从尸体上抠下来，要用水和牙刷把它刷洗干净，拍照，然后再看体表有什么特征，他有的穿着短裤，因为又是被海水泡，又是各种环境，它的花色什么根本就看不清楚了，那就拿水冲，拿牙刷，把短裤的形状花纹全部刷出来。

记者：都得自己做？

邓亚军：都是自己做。然后做的时候，你不能站着，也不能这么弯着做，你得基本上蹲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尸体是放在那个地方的，但是他一具尸体一具尸体又挨得特别紧，我们一天大概工作量是五十具尸体，然后那种高温天气，当然实在累得不行了，会休息一下。但是这么多工作，你就看着这些尸体识别完了，运走了，然后新的尸体又运来了。

记者：有专门的休息区吗？

邓亚军：是有休息区，这个休息区离尸体大概就是两米左右的距离，它就是一个棚子，所有的人在那个地方休息，或者是吃饭，或者就是比如做一些标牌这些工作，都是在这个棚子里面进行。

00：50：31：00

记者：那照样能看到，能闻到气味？

邓亚军：那个气味，就是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你离那五百米，你都闻到那股臭气。

00：49：01：00

记者：那你怎么保证你们的卫生和安全？

邓亚军：我们是在现场，如果需要吃东西的时候，当时会从这边的住的酒店里边，带一些盒饭什么过去，但是后来我们的人也条件反射，带的盒饭是炒的蛋炒饭什么的，我们打开那个东西都不吃了，绝对不吃米饭，也绝对不吃豆芽，看着就像蛆。后来使馆的人，他们有一些女同志，她们就特别细心，她们就帮我们带三明治，她说这个你可能跟现场联想不到什么情况，我们说我们总觉得手啊什么都不干净，后来使馆的人特别细心，就把三明治给我们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每一小块上都扎上牙签，就这样子我们去拿，手就不用动三明治，拿上牙签就可以吃了。

解说：

由于尸体高度腐败，DNA检测几乎是对这些尸体进行身份鉴别的唯一手段，而泰国的实验室又没有能力进行这么大规模的DNA鉴定，那么多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成了参加救援的各国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邓亚军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决定。

00：56：00：00

邓亚军： 2005年1月1号，我们就直接在DVI的会议上，我们就向他们的会议主席提出来，我说我们中国，我们愿意承担这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而且承担相应的检测费用，这句话一出口，当时我们会议主席说的，会议主席这样，嘴巴就张着，全场都愣了，安静了三十秒，一点不夸张，愣在那了。过了有三十秒可能缓过劲来，然后全场其他的专家就鼓掌。

记者：他们为什么吃惊？

邓亚军：我觉得他们吃惊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人比较年轻，再一个又是中国，他们好像老把中国的技术水平看得好像，觉得中国敢于这么说这句话，那么他的DNA鉴定水平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可能以前没有在国际上展示过什么的，大家就是有些吃惊。

00：56：50：00

记者：你觉得什么含义

邓亚军：骄傲，自豪。

00：53：52：00

记者：但是现实的问题是确实需要费用，这笔费用由谁来承担，邓亚军你能作主吗？

邓亚军：我有数，我大概已经算了一下。其实这个有一个底线在这儿，我就觉得算来算去，我觉得也就是几百万，我当时是跟所里说了一下，我说大概会有五千具尸体，我说这个工作我们要拿下来，我们所长说一句什么话，你所有的决定我们都支持，费用的问题，如果实在申请不下这笔经费，那我们所就垫付。

00：54：24：00

记者：你觉得他是真心的吗？

邓亚军：是。当时他们就说，你是被派出去的全权代表，你做什么决定，哪怕是错的，我都得支持你。00：55：08：00

记者：那你有什么考虑呢，出于什么考虑做这个决定？

邓亚军：真的说起来可能现在会觉得有点什么唱高调或者是什么，我们当时真的没有，我们陷在一种极度的那种救援的那个热情里面，不仅仅是热情，那真的是觉得当时太惨了，我们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隔断

解说：

在泰国工作了16天之后，2005年1月15日，邓亚军带领着DNA援助组返回中国，随同他们回国的还有泰方的工作人员和从泰国带来的第一批100份样本，北京的DNA鉴定工作正式开始。

王志：我在想，如果你不主动提出接受这个任务，那你们回国，你们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你们的心态可能也就是说，It is over（到此为止）。但是现在呢，是不是有所不同，又一个开始又一个压力。

邓亚军：是不同，更大的压力，说实在，我在泰国的时候，尤其不是飞到曼谷，跟泰国专家交流技术细节，双方交换照会的时候，住了大概有四五个晚上，我晚上没有睡着过觉。

01：17：28：00

王志：在你来说，这跟平常做这种DNA坚定有什么区别呢？

邓亚军：平常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民事案子，类似于亲子鉴定，还有一部分刑事案件，那些因为是常规样本，就是我心里非常有把握，可是这批样本，你一点错不能出，你还必须做到最好，而且你有一个做不好那就是中国做得不好，而不是说我邓亚军做得不好。

01：22：30：00

记者：第一次拿到的样本是一百个，为什么是一百个？

邓亚军：其实最早我们听说给我们的样本只有25个。

记者：为什么，你们不是要承担所有的吗？

邓亚军：对呀，但是当时，我感觉，他们不太相信我们。而且就为了这25个样本，他们要派出两个人要跟着我们，要看我们到底实验室的情况，我在曼谷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能不能跟我确认一下，我们到底能有多少个样本，他说是5到25个吧，我当时感觉你在耍我们，5到25个样本，你还要我兴师动众地把这个样本拿回去。然后我就说，5到25个样本还不值得我开一次机呢，我们开一次机，一次就要上48个样本，我差点就说你在耍我。但是我们的使馆就很强硬，我们大使就说，25个样本，那算怎么回事。所以经过这几次反复，他们第一次才准备了一百个样本。

01：23：55：00

记者：在怀疑中开始了你们的检测工作。

邓亚军：对。但是很遗憾，我们用的牙齿样本，检测结果就是不好。我回来那天是个周六，我们的所长、副所长，还有所有的实验人员全在，可以说众星捧月地把我们几个人还有这个标本迎进了中心，当时就是为了抵消大家很多传言或者不信任，我们就连夜开始工作。100个样本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就希望第二天、第三天结果就出来。当时运送样本的有泰国人，有三个泰国人，他们说好了周一要过来，我们是希望周一就给他们结果，我们用结果说话。

记者：结果呢

邓亚军：第二天牙齿样本几乎全军覆没，没有结果。我当时真是兜头一盆凉水浇下来。

记者：原因呢？

邓亚军：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在这之前，我们跟公安部交流过一回，他们说这种海难得尸体阿，也不知道海水有个什么样的作用，海难尸体的牙齿是做不出来的。咱们大连有一次空难么，大连那次空难，他们说做的牙齿做不出来，当时也没想到是什么原因。

王志：泰国人的反应？

邓亚军：因为我们有人在那儿，然后回头来给我发过短信就说，他们已经怀疑我们了，我说不用怀疑，结果就是没有出来。我只能证明，我没有地方做错，那结果确实没有出来。后来这时我一看这种情况，我们所长就说邓亚军，再飞一次泰国去解释这个情况。你不能再拖了，你要再拖大家继续采这个牙齿样本，牙齿样本做不出来，真的是成一个罪人了，因为样本还在采集过程中，你们会成为罪人的。

解说：

牙齿样本几乎全军覆没，让邓亚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让泰国政府和国际DVI的专家尽快了解检测情况并解决问题，1月21号，邓亚军再次飞往泰国。

邓亚军：我当时去的那个心情沉重得不得了。

记者：肯定有压力。

01：31：44：00

邓亚军：压力太大了，去普吉的时候，我们留在那儿的工作人员就接我。因为我和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一起飞去的。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俩不停地在拷问我，已经是到了拷问的地步，你说我们会不会这样子错了，我们会不会那样，我们会不会把DNA扔掉而把杂质留下来了。他俩一起这么拷问我，我本来压力就很大，我就差点跟他们翻脸，我说你要这么说，我们干脆不做实验了。然后他们俩还安慰我，说我们不是在替我们想想，到底是我们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说你对我们不自信，我都对我们自信，我说我没觉得我们错了。

01：26：05：00

记者：那不就印证别人的怀疑吗？

邓亚军：是，当时DVI大概有20个人，坐在这样一个会议室里，比这还大。我就要跟他报告结果。我说我英文不是很好，但是我希望我能尽量表达的，让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我就把我的结果给他们全部作出来了，我说我同时设置了阳性对照，我设置了什么东西，我怎么样怎么样，一个结果报告给他们。01：35：33：00当时我印象很深，有一个韩国人，他听着我的结果的时候，我旁边那个，就是我们的同事，她说我看着韩国人，韩国人直摇头，那意思中国不行，中国不行。然后所有的人都很沉默，也不发表意见。那其中就有一个Genecode(美国)公司的，等我报告完了，他说是，你做得很好，我从来不相信牙齿能够做出好的结果，然后过来跟我握了握手。我还是很大压力，我说我的建议是更改流程，不要牙齿样本。

记者：你的建议马上就被接受了吗？

邓亚军：没有，最初的流程是采集两个牙齿，或者一个骨头，他们现在只接受，就说那我们现在重改流程吧，又采牙齿又采骨头。我说那骨头，我需要你们采集的什么部位，他们说为什么？这个部位不好取，我说OK，那你们认为什么部位好取吧，我们总得有个一个协调，因为是我来承接的DNA检测工作，那你的样本应该符合我的要求。

记者：他们接受你的建议了么

邓亚军：他们说要讨论，当时是周六，他们周日休息，他们讨论，周一的时候，我说有没有一个结果出来，他们说OK，我们经过跟执行委员会的商量，我们决定与第二批样本同时我们派去我们五个专家来，那意思全程监控我们的这个检测过程，就是看你哪儿哪儿会不会出错，我说欢迎。

解说：

2005年1月30日，5位DVI专家组成员护送着第二批460份样本来到北京，然而，在专家组成员的监控下，牙齿样本仍然做不出来。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出对中国人技术水平的质疑，但这时候，DVI组织开始向英国、韩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实验室3

发送样本让他们进行检测。

01：45：05：00

记者：那当这些牙齿样本发到别的国家的时候，你没有想到结果，放弃？

邓亚军：没有放弃，但是我就是想知道，他们到底做得做不出来，因为我说了，当时我们所长就问我的时候，就是杨焕明所长问我，我说牙齿做不出来，那都做不出来。我们所长说，你不要那么说。他当时冲我嚷嚷，我说那我就等着其他国家返回结果阿，我说我等着。

记者：如果对方真的出结果了呢？

邓亚军：那我们所长说，那如果他们出来了呢？我说我买机票，亲自飞过去向他们学习。因为我们那边一直有人么，我就说牙齿样本发过去了，我说你告诉我，他们什么时候返回结果，他们承诺是一周返回结果，刚好那时候是中国的新年么，中国的新年，我说那你给我全程检测，他们是什么样的结果出来。

记者：你害怕对方出结果？

邓亚军：他说你是担心人出来，还是担心人不出来，我说我想看他们为不出来找个什么样的借口。

记者：你那么自信？

邓亚军：我绝对在牙齿上面我比较自信了，我是比较自信的。第10天的时候，澳大利亚返回结果了，他们说他们拿了10个牙齿，你想他用10个牙齿，我们100个牙齿做了一天，就出来结果，说是做不出来，我想他们一定在使用各种办法来做。澳大利亚返回来了，10个牙齿里边有一个牙齿，类似有一点结果，那就跟没有结果一样嘛。英国一直没有返回结果，说韩国有一两个结果返回，但是没有实验中的阴阳性对照，我们不敢确定。3月初咱们北京不是召开"两会"呢嘛，外交部给我们打电话，说是瑞典的媒体对中国的海啸DNA鉴定攻击很大，希望你们有一个书面的说明来证明是因为什么原因。

01：46：10：00

记者：攻击什么？

邓亚军：就是说是杨焕明的实验室根本做不出来DNA鉴定，现在已经把样本全送到其他国家去了。

记者：那这种舆论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邓亚军：非常大，不仅是国外的媒体舆论，那公安部，北京的司法界都对我们很大影响，说你看他们中心那么年轻，就那么大话，要接这个鉴定，到现在做不出来了吧。

隔断

解说：

鉴定结果不理想让鉴定中心和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都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而就在向外交部提交解释报告的当天，邓亚军收到了一份来自泰国的邮件，国际DVI组织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以前从海啸遇难者身上采集的牙齿样本无法检测出DNA结果，全部改为骨骼样本进行检测， 2005年4月5号，第三批样本从泰国发来，500份全部为骨骼样本，局面出现了转机。

04：14：00：00

（实验室）

邓亚军：因为这次拿到的骨头样本比较大，把它先切一块下来，再用锯片把它切成小块，很小的块，切小块主要是为了研磨的时候，能装进研磨的很细小的容器里面。在切的时候它有骨粉，每切完一个骨头，他都会把整个台面擦试干净。

记者：实际上这道工序应该最累？

邓亚军：最累，而且是最脏，因为骨粉特别细，锯的时候，你看他们都戴着很厚的手套…是最重要的。

记者：这是第一道。

邓亚军：切是第一道，切完洗，用超声波清洗，

记者：这就能洗干净了？

邓亚军：对，因为这里面介质也是水，所以超声波能进得去，超生波进去在里面很激烈，你外边看不到，里边把骨头洗干净了。洗完就要拿出去研磨成骨粉。

邓亚军：这骨头样本一般对法医学领域来说它都是疑难样本。整个一个流程做下来，一个样本大概做完一个流程就是一周的时间，我们是批量来做，这么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就是4月5号到5月1号期间，我们许多耗材断档了，这些耗材是从国外买过来的，国外寄过来的，当时如果订购的话，得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也有一些试剂断档，我急得不得了，最后是没办法，我们派人飞到美国，直接去美国买这些东西。

记者：像你这么一个自信的人，这种一波三折的过程当中，你不委屈？

邓亚军：委屈，我特别委屈。我一定要找我们老板谈话之前，我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否则我就会哭出来，然后老板说，到了今年你这么爱哭，我说我压力大得你们想像不到。

因为压力大，所以其他部门，如果稍微配合不好的话，我会对他们又哭又闹。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一次我们的财务汇款，本来应该早晨9点钟给我汇出去，对方是收到汇款才给我发送这一批试剂，可是他到下午4点钟才给我汇出去，我就今天拿不到这个试剂了。然后我就当时一急，我就指着他们财务主管大骂，骂的时候那个眼泪就哗啦哗啦流下来了，控制不住自己。回头我就跟我们所长告状，我说我要告你们那个财务，他太过分了，耽误了我一天的时间，你知道我的骨粉研磨出来我的DNA是多么容易降解吗。我们所长说，你应该让我们知道。我说怎么让你知道，你又不在，你砸我一块玻璃，不过最后还好装上。本来还很生气，后来就缓解了。

01：19：25：00

王志：有没有后悔过，接受这个任务，提出来过。

邓亚军：有，说实话真的有，因为太大的压力。我说就因为一句话，就因为我在泰国，我承诺我要做这个DNA鉴定，所以无论如何，就是别人很多人撤出，别人怎么样，我说我都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无论好坏，我把它做下去。01：51：20：00

邓亚军：就是整个五一，我们是在这种特别紧张的气氛过下去的。然后这个样子，从4月5号收到，到6月5号，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一次一次地反复来做。最后是，这500份样本，实际上我们检测了473份，因为那17个样本已经识别了，通过指纹和牙齿识别了。那这473份样本，我们提交了404份数据。成功率就是，算了一下是84.7％。

（办公室指着电脑）

04：42：21：00

记者：那么怎么样才算是成功？

邓亚军：这是我们的一个样本。你看这个样本，我们检测了包括性别在内的16个点，他们都在里面，这16个点都出现结果了，那这个点上它是一个单峰，这是一个杂合，这是一个女性从这来看，这是性别这一点。那这个结果就是成功的了。这是个男性，XY都出来了。这些都是成功，因为16个位点全都扩增出来了，这是成功的结果。

01：20：27：00

记者：这个DNA正确的一个结果就是对死者最好告慰，也是惟一的一个告慰。

邓亚军：对，是，你必须准确，无误。因为现在不仅我们在这边做，我们还派人常驻泰国普吉那边。我们把出来的数据，全都发给她，她是DNA group的工作人员。她第一次就是4月份去的时候，就是我们第三批数据返回的时候，她那一天里发现了7个比对，就是通过我们的数据发现了7个比对，就是对比上遇难者的亲属的，在这之前所有被发出去的尸体都是通过牙齿、指纹，还有那个医疗记录，医疗档案发出去的。她到了当天就发现了七个比对，这是第一次用DNA来做发现了遇难者的比对。

01：21：29：00

记者：什么心情呢？

邓亚军：她特别高兴，她给我发信息，她说我今天太高兴了，我一去我就发现了七个比对，而且全是我们BGI（北京基因研究所）的数据，说他们管我叫Super star（超级明星），特别特别高兴。从此以后每一天，她每天会给我一封Email告诉我她在那边的进展。她每天的第一句话I am proud，我今天非常骄傲，我又发现了几个比对，其中几个是来自我们BGI的数据。（2p9）她说，我们的数据简直太好了，这边人越来越喜欢我们的数据，越来越欣赏我们的数据了，我说那其它实验室呢？这时候我会更加关注其它实验室，她说其它实验室对我问他们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提交多少数据。

01：52：27：00

记者：DVI有评价吗？

邓亚军：有，他们说简直不可思议，中国做得太好了。

记者：你们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邓亚军：我们就那种感觉，置之死地而后生。因为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东西。当时出来之后，真的有那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记者：有没有想到过，如果真的出不来，真的失败。

邓亚军：不敢想想过，不敢想。

记者：对你会怎么看？

邓亚军：我觉得我，我个人，我们这个中心，甚至包括我们这个所就彻底让自己死在那个地方了。

记者：作为你们来说呢，是不是松了一口气？

邓亚军：没有，我们还有一部分样本还没有检测完呢，我们希望第四批样本的成功率会更高，当时我们收到503份样本，他们就问我，这次我们的目标是多少，我说五百个，大家都挺紧张的，因为84.7％已经是很高的一个成功率了，我要求他们几乎到百分之百。

1p2